苗族服饰分为童装，男装和女装。苗族男装的色彩和装饰较单调，不及女装鲜艳与丰富。女装又有便装与盛装之分。便装是平时穿着的服装，其色彩花样及装饰不及节庆时结婚时穿的盛装鲜艳。

    如果说银饰是苗族女性的代表标志，那么服饰则代表着苗家人独特的艺术作品。《辞海》里记载“苗绣已同代表着苗家刺绣最高水平的湘绣、苏绣、蜀绣、粤绣一同并列收入。”苗族刺绣、服饰正如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称赞的：“苗女刺绣巧夺天工，湘绣苏绣比之难以免俗，具有很大的商业开发和前景。
   

    苗族服饰以夺目的色彩、繁复的装饰和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著称于世。苗族服饰图案承载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从而具有文字部分的表达功能。由于历史的久远，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文字功能和传达的特定含义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无法完全解读，这也是苗族服饰图案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苗族服饰图案是件随着苗族服装服饰发展起来的装饰艺术，至今仍应用于日常的服饰和生活用品之中，且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特点，被赋予了继承民族传统、纪念祖先和传承祖训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义，这些图案背后的意义和由来代表着苗族人民的感性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解释。苗族服饰，历史悠久。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服饰一直未被任何一部史料记载。但从苗族服饰图案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看，苗族服饰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学，但仅凭强烈的认同感，靠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先民居住的城池，迁徙漂泊的路线等点滴无遗地融进服饰文化当中，也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世代“穿”承，永不忘怀，因而，苗族服饰被誉为“无字史书”和穿在身上的“史书”。

    “呕欠嘎给希”——升底绣花衣是白洗式苗族服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由“呕欠字”和“呕欠闪”两种类型组成，汉泽“红绣花花”和“暗底暗花衣”。二者背块均无刺绣，其他纹样与“呕欠嘎给希”相同。但服饰花纹图案变化最多的是“抛功拨”——袖花，其图案主要以各种几何图形布局，在不同的几何图形中，绣上各种花纹，组成许多不同名称的“抛功拨”——袖花。如“抛学啸棱”，汉意为“绫销红朵花”；“抛西勒拉学棱”，汉意为“小红朵蛇皮花”；“抛补追归”；汉意为“鸡菌花朵”；“抛刀么”，汉译为“树梢花朵”；“抛赶枝呵”，汉译为“蕨枝花朵”；“抛赶玖”，汉译为“针针花朵”；其花又称之为“抛赶旺”；汉译为“包谷花”；“抛声给学玖丢嘎”，汉译为“十六勾勾蚕花朵”；“抛所戈游”，汉译为“小四朵红花”；“抛所戈说”，汉译“大四朵红花”；“抛宝利学”，汉译为“浮漂红花朵”等四十余种服饰图案组成。
   

    苗族服饰从总体来看，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或者挑中带绣，或者染中带绣，或者织绣结合，从而使这些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内容上看，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这些形象记录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从造型上看，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从制作技艺看，服饰发展史上的五种形制，即编制型、织制型、缝制型、拼合型和剪裁型，在黔东南苗族服饰中均有范例，历史层级关系清晰，堪称服饰制作史陈列馆。从用色上看，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从构图上看，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只注重适应服装的整体感的要求。从形式上看，分为盛装和便装。盛装，为节日礼宾和婚嫁时穿着的服装，繁复华丽，集中体现苗族服饰的艺术水平。便装，样式比盛装样式素静、简洁，用料少，费工少，供日常穿着之用。除盛装与便装之分外，苗族服饰还有年龄和地区差别。黔东南境内苗族男女便装均较为简朴。男上装一般为左衽上衣和对襟上衣以及左衽长衫三类，以对襟上衣为最普遍。下装一般为裤脚宽盈尺许的大脚长裤。女便装上装一般为右衽上衣和圆领胸前交叉上装两类，下装为各式百褶裤和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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